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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务虚”
作者：黑马
“务虚”被普遍地误解可能已经超越了“务虚”一词的本来含义，现实中，人们更多地从“务虚”一词中的“虚”字的含义去片面地理解它的本意，得出接近于弄虚作假、夸夸其谈、不实干等意义。实际上，“务虚”的本意虽与“务实”相对应，却只是所“务”对象的两个层面，它们之间并不冲突。
就工作而言，“务虚”的任务是研究讨论其政治、思想、政策、理论等方面的问题，它有“虚”的属性，着重于“软”的层面，因为它不曾具体着手实施此项工作；“务实”与之相对应，属于“硬”的操作环节，具体指从事实际的工作，以及就工作过程中碰上的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以便更好地实施工作。“务虚”与“务实”，一“软”一“硬”，都是完成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以人类对天体的探索为例，没有“务虚”的数学、物理等这些纯理论的研究成果（如引力、相对论），就没有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的火星地面照片；反过来说，没有实际的对星空的大量观察与观测，对宇宙的纯理论理解不可能得到证实和纠正，更谈不上它对实际探索工作的指导意义的实现。务虚与务实是人类从事各种工作不可分离的环节，彼此相辅相成，互动前行。
从务虚与务实的关系上看，我国的科技发展到今天所出现的令人尴尬的局面，我们很容易找到原因。作为“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我们的“先进”感到无比骄傲，但这些不仅是过去的，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它们都是实验主义的产物。实验本身没有错，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与征服都是通过带有实验性质的实践逐一实现的，我们的问题在于，在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未能把握时机将经验上升为纯理论，比如勾股定理、杨辉三角、圆周率，它们的发现无疑是伟大的，可惜它们未能形成并扩展为超过它们自身的抽象的理论，导致今天我们的数学教材只能把它们当作偏重于德育教育的史料放入其中，这应该是一个令我们深思的问题。墨子在几何学上的贡献是令人惊叹的，不幸的是，对于人类的几何学发展而言，墨经只是一个操作意义上的东西，相当于手册或指南，用于指导工匠从事实际的操作。实验、实践从而走向操作性极强的“实验主义”的理论路径，对于一个农业国家的发展可能无伤大雅，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人类多元的发展不意味着农业永远处于主导地位，今天，我们也深刻意识到了工业化在我国的不可避免性。墨经以及建立于其上的中国古代几何学尽管于当时而言是发达的，它却不能在今天指导我们如何登月，即使它后来能够得到相应的发展（事实上它的发展极其有限，而且几乎都停留在实用层面上）。在动手能力和工艺手段非常不弱的时代，物理与化学也未能从中分离出来，我们的先辈们务虚的步伐的确过于缓慢。
务虚却在“治世”层面得到很大程度的的的发挥。我们的古代哲学虽然不成完全形态的体系，它的某些实质却非常突出，直至今日，这些突出的核心内容仍然时不时为我们所珍惜，它就是“儒”的灵魂。儒本应是务虚的产物，它有明确的治世功利，它像一个幽灵，自其奠定之日起直到今天，不停地翱翔在我们的上空，有用或没用地指引着我们。然而作为务虚的产物，儒似乎也不那么纯粹——过于明显的功利特征使其非常接近于“务实”的第二个基本含义：实际操作中碰上问题后的细节调整。儒的实质因此又包含着“务实”的成分，其“务虚”的属性因此不具备完全形态。这便是它的命运的解释——它永远被功利地利用。被利用是务虚“产品”的合理归宿，但若像一个妓女或交际花那样地被对待，那不是一种理论应有的前途，“务虚”出来的理论，它既是行为的手册和指南又不仅仅是手册和指南，没有它，人们仅凭经验无法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和达成操作所应产生的预期结果，甚至无法产生该操作的意识。儒侧重指导和指引，它是经验式的，总是以说教的口吻从事对人们的教导工作，失去了理论应有的深层次的意义。儒的正确性不论被如何判定，它都无法像圣经那样深入人的灵魂，因此，产生了儒的国度，最终以外来的主义——纯务虚的产物——充当圣经。儒今天似乎有抬头的趋势，那只是一种假象，它既不能成为人们做人的标准和指南，也不会对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实际性的影响，它的暂时兴起可能源于人们思想暂时的空虚——人们在空虚的时候总希望能有什么来充实一下心灵，犹如在无聊的时候打打牌、下下棋那样。历史上，儒曾被抬得很高，但它并没有从中得到发展，也从来没有注入过新鲜血液，它以一付干尸的形式陈列在那里，永不腐败。
今天我们的务虚与我们的先辈们产生儒的方式几乎同出一辙，这导致我们最具核心意义的东西缺失了核心意义。为什么别人总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尊重？泱泱大国，为什么在国际上的地位却是如此卑微？承认我们的脆弱我们才能够反思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才会不得不意识到我们的务虚是如此地不够务虚。不够务虚不是指我们在务虚方面花的时间少，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甚至可以认为花得太多，但我们的务虚不够地道。心理学我们是拿来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哲学我们除了老子还是老子，研究宪政，讨论到我们自己的，专家们只敢谈不是很久前不伦不类的东西，文艺方面，我们出过不少的成果，但又有什么新的东西能超过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而性格组合论，它只突破了我们自己的幼稚期和野蛮期所持有的文艺思想，并且，它还在相当的程度上，与墨经之于几何学那样，它之于文艺只停留在发现的层面之上。
务虚的歧义，即只做与具体工作不相干的“软”层面的事情，却被我们无限地滥用。义务教育的“三基”验收情形明显表明，我们注重的是验收过程，真正的义务教育现状无关紧要，验收时材料齐全，人头数够，就万事大吉。别的领域也都这么干来着，看看桌面上的材料，顶多还到现场走一圈。这便是我们对“务虚”的异用，颇具普遍性。
务虚需要开阔而长远的眼光，它还需要睿智的智慧、宽容的胸怀，以及一颗讲究人性的心。其实这些我们也都有，只是不知何因，我们永远不能真正地务起虚来。
【 文章来源：作者原创[2008.7.1] 转载请注明相关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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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08年0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