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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人的行为
作者：黑马
环境与人的行为的关系可能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对它的讨论很容易陷入——可能是不知不觉地陷入——内因和外因的永远说不清楚的交织与冲突。然而，我们不应该对此问题视而不见。事实上，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环境与人的行为的关系在现实中得到相当的重视，比如城乡清洁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此说的认同，虽然，它更多的被认为是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公正地讲，基于环境建设的投入与努力，不论有意识与否，其结果所达成的功效之一是人们的行为举止受到了一定的改造（想一想在光洁如镜的地板上没人会随地吐痰或丢烟头就能明白这个道理），美化环境因此兼职着美德教育的功用。环境对人的行为的改造可能不是直接的，但不可否认，它的的确确被人能动或被动地接受从而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的行为乃至品性。
罗伯特·欧文（1771-1858）甚至认为环境与犯罪有因果关系，他说过：“撤销在人的性格方面产生罪行的那些环境，罪行就不会发生。”这里，简单断言式的推论尽管显得天真幼稚，但它的确揭示了环境与人的行为的某些内在联系（犯罪是行为人某种特定行为触犯法律规定的结果）。我们知道，多数犯罪行为在行为实施之前行为人通常都会掂量即将实施的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即考量犯罪的成本，当犯罪成本过高，犯罪行为有可能不会付诸实施。在美国，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提升了基于盗版与使用盗版产品的成本，它就是以此来教育与引导软件使用者遵循相应的法律规范，使得他们习惯于花钱购买软件产品或产品的使用权限，这种习惯是被迫的，绝非来自天性，换一个环境，情形可能会发生变化。有一位美国教授，每次来中国某市，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叫自己的学生带他去盗版市场“淘宝”——显而易见的，在中国购买和使用盗版软件的“犯罪”成本几乎等于零的现实，是一个极具魅力的诱惑。这位美国教授在两国间反差甚大的行为足以证明欧文的断言式结论并非毫无依据。
虎落平阳的遭遇强调了环境决定人的命运的现实因素。孟母三迁为的是为孩子寻找一个可以潜心学习的好环境。马克思如果不转入柏林大学，很难说得清楚日后他会为人类的发展做出如此伟大的贡献。环境作用于人不仅是客观存在而且是不可谓不重要：它能使人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人的命运也跟着变化。
花花世界充斥着各种诱惑，那么多的人未必都能像马克思和孟子那般幸运，他们一头扎进物欲的海洋，不再起身。——诱惑的确无处不在，而诱惑往往与人的欲望一拍即合，客观存在的环境与人的主观意愿于是结合成为一个高度的统一体——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
是谁让我们生存于期间的环境充满着种种诱惑与罪恶？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私欲。
私欲被法国空想主义者傅利叶（1772-1837）定义为包含视、听、味、嗅、触、友谊、爱情、家庭、名利、创造、竞赛、追求多样化等在内的“情欲”（本文后面提及的“情欲”均指傅利叶的“情欲”范畴）。傅利叶的“情欲”理论体系也许有失严谨，他的论证可能也忽于慎密，但不可否认，他看到了“情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虽然被无限夸大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所持的“‘情欲’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根本原因”的观点是荒谬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一个人伸出他贪婪的手，他的手是被他自身的“情欲”所支配和所驱使的，他这么做，是为了满足他的“情欲”；一只手伸出去了，很多只手跟着伸出去，这些手为的都是同样的目的：满足各自的私欲。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历史既是一部战争史又是一部“情欲”发展史，历史就这么反复上演。历史循环论被唯物辩证法批驳得体无完肤，我们今天却依然看到历史的昨天还在今天活跃——“情欲”的主题仍然不变。不管我们如此掩饰，这种状况都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进程的主推动力是什么都不能排除“情欲”因素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看一看所有的战争——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这个结论就不会很难求证。
苹果枝伸进你的窗口，面对触手可及的累累果实，你会心动吗？雷锋会精心照料这些苹果，给它们驱逐蚊虫；顾城他们几个作家班的男生在观察了几天之后，终于大胆地把苹果消灭了；舒婷他们则胆战心惊为她们的男同学祈祷。雷锋经受住了诱惑，不为苹果的色香味所动，还生出好好保护它们的念头和行为，他是高尚的。不错，面对诱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境界，因而有不同的行为结果。雷锋的精神是利他的、与人本能拥有的“情欲”本能彻底割裂开来的，这种精神否定了人的利己天性，遗憾和悲哀的是，这种精神在人类社会不具普遍性，因而它只能依托榜样这一载体被抽象起来而后广为推销，只是，人性的本质决定了推销的成绩远远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生命体的张扬个性是生命个体追求生存与寻求自我发展的意向表达，竞争天性是生命个体必然拥有的个性要素，它是本能的。竞争的对象主要是能源、资源与财富。森林里，树的竞争导致树尽可能地长高，以便获取更多的阳光，因此，树干弯曲是不利于竞争的，但弯曲与否则决定于总体生存的环境，必要时弯曲主干可以姑且作为某个发展环节的求生代价。人乃万物之灵，他不可能连树都不如。人的张扬因有意识作为先导而更为多态，他会审时度势，依据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张扬内容与模式。这种情形如若不加以节制，无意识的森林秩序绝对不会平移到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唯一的可能是陷入混乱。
这意味着理性、合理的环境是人类行为秩序化的重要因素。ATM之于全国各地的许霆们是有罪的，因为，正是ATM的所谓“漏洞”或“缺陷”创造了一个不理性、不合理甚至不道德的引诱人性弱点的环境，导致许霆们的“情欲”被极端鼓动起来，行为者的行为因此无序化，最终行为者的行为被定性为盗窃。许霆们的盗窃行为即使有主观上的意愿（动机），如果没有ATM事实上的主动配合，盗窃的实施就应该换一种方式（比如暴力方式、高科技手段），由此可知，ATM在事实上对许霆们的犯罪行为起到的作用是教唆和胁从，ATM即便是没有主观动机，在事实上也已经犯下了罪行。同理可证，当下的社会机制之于腐败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罪行，正是社会机制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腐败者的犯罪成本为零或极低，从而激活腐败者的贪婪“情欲”，腐败现象才愈演愈烈、越来越不可收拾。
那么，环境的改良依靠什么？约束人的行为。环境既能影响人的行为，又被人的行为所影响，人的行为对环境的形成与定型产生绝对存在的反作用。法制可能是最为通行的约束人的行为的手段，从而法制是改造环境最有力的武器。通过法律抬高一切不良与犯罪行为的成本，行为人的行为便可得到指引性的或规范性的限制与约束，最终，人的“情欲”张扬在完善的法制环境之下才能有所节制、有序、符合社会规范，环境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由此得以不断地往良性层面发展。
【 文章来源：作者原创[2008.5.12] 转载请注明相关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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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08年0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