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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放屁学术跟风
作者：小平的猫
当政治遇上志士就如同当干柴遇上烈火，没有一场恋爱都不行。真是这样吗？学风沦丧之后，学术是不是就会沦为政治的包养妇。为什么呢？
政治与志士
满清末年，一个女子对一个男人说：“明天你就要做刺客了，九死一生，我一个女子也没什么可送赠的，只有陪你一回床第而已。”这个女的叫陈璧君，那个得一夜风月的是曾经热血青年的是汪□□。这一件事，有政治，有志士，也有爱情。
汪氏日后是汉奸了，仅凭“一夫刺王”一事本是可比得上黄花岗上的碧血的（打倒这个卖国贼！打倒汉奸！）。我想志士是政治进步的催化剂，而当他面临决断时，总是要有一些东西给它勇气与慰藉，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不是也壮了汪氏的行色？
政治与学术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产生什么样的政治（物质乃政治之母），但是学术是政治的老师，政治需要学术的指导。比如“民生、民有”是在孔孟时代就形成的学术思想，这个学术思想直接指导了整个封建社会的治国道理，使君王们知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原则。学术与政治到了近现代更是姻缘深结，卢梭的学术思想启蒙了资本主义、马□□伟大理论直接指导了各国革命的成功。
但学术不总是上位（高级、上层建筑）于政治，虽然它应是高级于政治的（政治本来就是现实与学术的诉求体）。学术臣位于政治，服从于政治，到了怪诞的“文化大革命”就全盘的怪诞开了。（这时，所有的坏学生做了坏事之后都会引经据典说“老师叫我这样做的，老师的话是不会错的”。）
学术与跟风
郭沫若曾是学术等身之人（又要拿郭公做例了，文革中比他没格调的文人多的是，但象修炼到他那般前后巨变的倒还真别无分店，能和他相提并论的只有汉朝王莽、清朝爱新觉罗·溥仪、民国汪□□），郭氏天资英俊，加上治学愤发，青年时已在文学、史学、考古学上学有建树，俟到中年乃成学界泰斗。但郭氏晚节还是重重的背叛了学术精神，“政治放屁学术跟风”了，郭先生从此须重新定义。
郭氏跟风大法，第一是跟首长的风。郭氏是诗人，我也认为M的诗诗品是属第一流的，气度宏阔，应在郭氏之上，如果只是学问上的膺服，文人相惜也算美谈。“君子之交淡如水”是可以挪用到文人之交的，可郭氏杯中那物可就非水那般了。比如从郭与M的应和诗中有句：囗囗囗囗囗囗囗，直说上了天，尧舜又算何物？这还是文人之间的相互唱和吗？这象是一个史家的态度吗？这有一个考古家的冷静吗？
第二是在政治放屁后第一时间跟风。在政治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1955年4月，郭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请依法处理胡风》，他声称应该处胡风死刑。至于到了反右时期，文章当然就更见不少，他又一次急急的展示诗才：“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妖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
第三是为政治改史，让史书为现实政治服务。这尤为可悲，史书唯实是记，不是为谁服务的工具。中国古代的君王怕太史（史官），所谓史笔如刀。汉武帝因为司马迁交不了赎罪钱剜了他下部，却不敢增删司马公的《史记》（这是对这个皇帝的最高褒奖）。郭氏为了给政治服务，硬生生的在学术上给秦始皇暴政、法家的暴行大唱赞歌（因为首长喜欢）；又为了证明“历史是人民写的”，否定封建阶级英雄人物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一个史学家，为了搏得政治的欢心改史，是大耻。
第四是不怕屁臭。附和时局写了《咒麻雀》等马屁诗（见附1），这一首为政府“除四害”唱赞歌的麻雀诗，有一股其臭无比之味，黑马先生曾在他的文章里引用过，瞧瞧这个《女神》作者写的诗吧，用诗来拍马屁我们人民群众可真做不来。
在人格与出卖之间游走，再在他的恩主那里求个残羹剩饭，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残羮剩烩。借几句胡适的话：为人之道，在率其性。义之所在，身可以殉，求仁得仁，无所尤怨。
咒麻雀 郭沫若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闹，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 文章来源 >> 作者X-Diary原创 [2008.1.19] 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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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08年0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