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误中国
作者:于阳
圣贤书中无
社会上的东西,何以在书中里学不到?
孔门之学,图书馆里可读,生活里也可用。尽孝有(孝经),做人有(中庸),行事有(礼记),治国有(孟子),修身有(大学)。儒家重视“言必信,行必果”,知行合一。那些光做不说的东西,肯定不属于儒家。
譬如,年轻人踏入社会第一步,书本不说又必须明白的,究竟是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就是要搞好人际关系,打好社会基础,核心是搞好与上司,领导,大哥的关系。直白点说,就是投到一个实力人物的门下,听话,巴结,献殷勤,鞍前马后跑,换得宠信,提携,以便日后出人头地。正规书本,哪敢这样教人。
这还只是入门。
到羽翼丰满将要放单飞时,不仅需要上下拉关系,还需要横向搭关系,建立属于自己的私人关系网。要做人,要在社会上产足,非学不可,不学混不开。打下基础后,就要灵活经营私人网络,搞好战略经营,从中渔利,力争出人头地,飞黄腾达。这就叫“长袖善舞”。混到这般功夫,可以出师了,按江湖话说,可以自立“香堂”了。这一套哪里来?追本溯源,巴结领导(上司,老板)的伎俩源自官场所收门生的江湖拜码头。二者没有本质差异,都是江湖,一个白道江湖,一个黑道江湖,门道相通。
除了入门课,实用而讲不出口的“学问”还多得很。这里不说旧的确良,只说新的:
怎样假装“正常”的人情往来,行贿赂之实;
怎样弄虚作假出名,怎样洁名钓誉而行坑蒙拐骗;
怎样滥施人情,支配别人。
被称之“学问”的东西,反映了江湖化的民间行为规范,其普及程度高于法律,演变成一种惯例。在特别严重的地方,普通人不学这些技巧,便生存困难。
民国到处有
近代中国,江湖染指社会权力,或多或少,时明时暗,。江湖的规矩变成社会的惯例,导致民间社会广泛江湖化。社会上有人吹嘘自己本事大,就说自己“黑白两道吃得开”。
清代以前的江湖多属于宗教性秘密结社,经过晚清至民国百年间演变,江湖帮会全面渗入中国社会--官场,军队,司法等权力领域,以及传媒,演艺,学校等文教领域,在某些地方甚至获得控制权。江湖价值观,组织模式和习俗规范也影响到公众行为,社会生活被打上深深的江湖烙印,白道人也被染上黑色变成“灰”道。譬如,当年上海滩上,流氓,地痞,白相人,瘪三等,游荡街巷里弄,恃强凌弱,他们男盗女娼,欺行霸市。地下体制实际统领上海民间,商界和租界都要求助于江湖。
民国的领袖大多属于天地会或青洪帮。蒋介石投贴于青帮大享黄金荣,并被保举给孙中山。蒋介石掌权后,他重用的部将与帮会渊源颇深,许多军机要务借助帮会完成。身为党政最高领导人,他在很大程度上靠结拜和裙带关系等江湖手段治国,除了培植嫡系军队和特务机关,还与军阀冯玉祥,张学良结拜兄弟,组建政治同盟,以维持政权稳定。中华民国建立在帮会势力和私人关系网基础之上,它的法律是一纸空文,它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也不是懦教国家,而是江湖国家。江湖治国不是蒋介石的个人嗜好,而是国家现实和社会格局的博弈结果。有怎样的国民,就有怎样的政治。一个江湖化的文化,只能产生一个江湖国家。
社会被“混”坏
而今,数个世纪的江湖积习巳渗入民间社会,进入中国人的心灵。基于此,一个人要在这种坏境中安身立命,不仅要学习法制,更必须适应江湖,迁就它的规矩。这就是“老实人吃亏,坏人飞黄腾达”的缘由。老实人学不会这一套江湖伎俩,不明就里,所以吃亏。
这涉及江湖化社会环境的基本价值,也叫主流人生观,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混”字。
中国人见面问候,不说“你好”,而说“最近混得怎样”,通常答道:“瞎混呗。”
有江湖必有混,有混必有江湖。江湖中人,或者被江湖驯化的老百姓,出门在外就是讨生活,混口饭吃。做什么,怎么做以及做不做得好,不重要;重要是给口饭吃。过程不重要,结果重要;手段不重要,目的重要。这叫谋生不择手段。如果非要认真做事才有饭吃,那就认真;如果认真了也没饭吃,那就不认真。
江湖是一个非生产型惯例制度,是一个依附正式制度的寄生体制,无公平正义可言;江湖没有劳动生产一说,发财靠吃地头,巧取豪夺,坑蒙拐骗,除了害人认真,巴结老大认真,投机钻营认真,其他事情不值得认真。认真与江湖核心价值--混,相抵触。
深究下去,混就是寄生。你拼命干活累得半死没用,我去巴结领导,到头来,捞得的肯定比你多,气死你;你做正经生意没用,我做假货比你来钱快,你干瞪眼;贪官污吏则比做假货来钱更快,他勒索你,这叫“黑吃黑”,肥水都落他腰包了。最后,捞不到钱走投无路的人,情急之下就结伙抢银行,变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
混子一多,认真做事的人就少。中国有太多的混子,有些人混得人模狗样,甚至还被人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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