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是大同精神
作者:郑刚
只要有一点点精神,就可以使一个人得到生存的意义;只要有一点点精神,就可以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命辉煌。在我们这个缺乏精神的时代,精神不只是世界所需要的,也正是中国走出困境找到前途的唯一方式。
中国在当代文明中的出路是中国进入现代一开始就困扰中国意识的问题。全盘西化论和复古论都对中国文明主体和主体精神缺乏把握,而复古论尤为危险,因为它更有欺骗性。以为中国未来的出路要从传统中寻找肯定是个谬论,没有一个伟大文明的产生或复兴是什么传统的复活,因为传统是事实和历史,而人和文明的生命是活的精神。
中国的出路不在传统也不在西方,而在它自身的生命,而文明的精神就是文明的生命。只有当中国具有了它的精神时,它才有不可压抑不可屈服的生存。大同精神是中国文明曾经具有,现在需要的精神。具有大同精神的中国可以将自己的过去和别人的现在纳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突破一切困惑,从而使其生命的爆发辉耀世界。世界文明的发展也来到大同的门前,无论是否由中国人来完成,大同精神都将统一为人类文明。
人的本质是用,不但在于他的意识能以一般的用为对象,更在于在这一用中他实现了世界的用,把潜在环节变为具体形态。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场合下,人不是改变或征服自然,而是参与到自然中去;他所实现的就是自然本身。对于一个世界,他不是异己的存在,他的用的结果就是世界的一个构成部分,他是世界的组成方式。
在浩渺的宇宙中,说人能征服什么是毫无意义的(至少在目前阶段)。无穷无尽的宇宙是一个超越人的存在,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不大可能是宇宙进化的目标所在。但他却是宇宙进化的一个积极形式,那就是在他的用中,世界的自足存在得到了现实,人实现并创造了在人的用之外不可能的存在。如果我们要定义文明的话,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构造”中定义:构造事态从而将潜在的环节实现为用。这就是我们可见的人的文明行为的结果,对世界,人不是改变它,人的行为就是它的存在的一部分。世界不是一个形而上地完成了的东西,它的存在和规定性本身就是(一部分地)在人的用中存在的。文明创造的结果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的构成。世界以人的用为它的(至少是一种)存在方式,人的行为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文明的结果就是一些潜在的存在和规定性的构成和实现,也是新的存在和规定性的来源(这只要看一下现代工业就明白了),人可以在文明中损害世界和损害自己,但是是以积极的方式进行的。文明就是人的用的意义所在。
认识和构造用,将用实现出来,这是人的用。当这用作用于人自身时,他就成为自觉(认识)和自为(构造)的人,人的自我规定(规定自己的用)是他作为人的意义所在。自在的人不是人(也不是真正存在的人)。而自觉的人却存在于差异之中,他以对其他人的差别(用的差别)为自己存在的规定性,因此他是生存于肯定和否定中的人:在肯定自己的规定性和否定他人的规定性中存在,而自为的人却是对肯定否定形式的超越:他能创造性地规定自我,能在主动的自我规定中超越差异性,从而超越作为差异存在的原来的自我。自为的人是“大同的人”,他能够认知和把握一切用,能大同地消化规定性和差异性,能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人性存在。大同的人是人的最高形式,他不再是一个器,而是将所有的用都消化为自身因素的“人”,他们生存于与其它的人的差异中,但这差异已经是空洞无物的差异,因为用的规定性已被大同的人所把握。他们生存于分工中,但这只是作为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形式。一个大同的人是“道德的人”,他不以差异的眼光来看人(这需要恕的精神),即他不是把人看作有差异的存在,而是看作有主体能力的“道德的人”。在社会伦理上,“伦理的人”就是把人规定为差异物,给他以规定性。在社会政治经济上,“伦理的人”就是不平等的人,是主子或奴才,是剥削或被剥削者。平等是大同的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表现,是人对“人”的存在最美好的憧憬,这也就是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人”。私有制是“伦理的人”的一个方面,是人自觉到差异的结果。实际上,在“存在先于本质”的口号下,存在主义仍然肯定差异,从而肯定“伦理的人”,而“全面发展的人”却是大同的人在政治经济上的一个形式。
大同的人在世界之中也是大同的。对他来说不存在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因为他的自由就是世界的必然,他的用充分实现就是世界的存在和规定性的构成。作为一个必然性的存在,他的必然就是自由,他是以世界的存在方式为目的的存在,他的自由就是必然性的内容,不但是他自身的必然性的内容,也是世界的必然之成为必然的形式,他的自由就是必然所规定为必然的。
当一个人说“自我”时,他可以指他意识到了的那个与别人差异的、必然的“自我”,也可以是自为地规定自身从而超越差异的、一个自由的“自我”。当我们说中国时,我们可以指那个现存的、已经实现了的、在与别人的差异中存在的东西,也可以指一个具有生命和创造力的、能够改造自身和改造世界的、自由的中国,它不因别人工业发达而认定自己是农业的存在、不因别人重物就只重人、不因别人有理性就自己陷入感情、不因别人有技术就退回伦理、不因别人有创造力就以平和自居、不因别人日新就全盘复古,对于它,一切差异都只是征服的对象。它是自为的、大同的、和有生命的。
人的自由是他的必然性所规定的,对这一命运的感受是大多数人类都有的,不过大多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似乎不适合于用哲学或科学来阐发。哲学中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具有神秘主义和非理性色彩,或是以对哲学的背叛的形式来抒发,例如维特根斯坦晚年哲学的大转向。他的语言游戏说和工具论不过是在语言的范围内说人不是机器,而是创造性地掌握事物(词)的用的主体,所谓语言不是人之外的抽象存在,语言就是语言的使用,语言的“事态世界”不存在于人之外,而是以人为它的存在形式。
【 文章来源:《中国人的精神》(卷六·四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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