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
作者：汪丁丁
【导言】2002年9月23日下午，汪丁丁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了题为“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的报告。汪教授介绍了行为学、脑神经生理学的一些进展对于经济学的影响，同时建议从行为学、神学的角度来对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行划界。
这题目写着写着就变大了，因为我不太愿意重复我那天在天则经济研究所讲过的内容，尽管赵冬说过我可以就照那次的讲稿讲。现在我换一个思路，把在天则的谈话的题目——“行为学视角下的经济学”又加了三个字——“行为学及神学视角下的经济学”。
因为经济学的领域扩展的太大，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提醒各位，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的前言里面说过的，最根本和最长期地影响人类行为的两种力量，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宗教的。在我看来，经济学就是理性选择加上实证方法。凡可以视为“性选择”的行为，如果又可以实证地加以研究，就算是经济学的课题了。注意，先把“实证”与否放在一边，经济学只适合于处理理性选择的问题，对于马歇尔说的宗教问题，经济学基本上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对于生命个体或群体的非理性行为，经济学也无能为力。生命体的行为，不论理性还是非理性，都是行为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行为学、主要是动物行为学和宗教或神学这两个方面去挤压经济学的边界，为经济学划出适当的界限。
首先是经济学的划界问题。经济学是研究什么问题的呢？任何问题，它能够成为经济学问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理性选择”。你走出经济学的教室，去看政治学、法律学、社会理论、社会学以及社会哲学家讨论的社会契约理论，你会觉得很熟悉，因为那些领域讨论的许多模型都是咱们经济学博弈论的模型，或者是理性选择的分析框架。但经济学和它们还不一样，比如有一种正义理论是用博弈论研究的，但它无法实证检验自己的主要结论，所以是“非实证的”。经济学把自己的研究课题缩窄到“可验证”的范围内，这就是实证主义的影响，或者，对美国的经济学来说，也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影响。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今天的经济学是由“理性选择”和“实证主义”的合取式来界定的。
行为学的发展，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有过“飞跃”。后来衰落了几乎半个世纪。到了2001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三位经济学家，其中第一位是George Akerlof，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说中，他公然声称我们经济学家不懂得行为学，而他希望把行为学的假设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从那以来，行为学又开始成为经济学家注视的热点。不少大学都有了行为学与经济学研究中心，比如在UC Berkeley, MIT，UC SanDiego等等大学。我们看到，Akerlof把他的诺贝尔演讲的题目就定名为《宏观行为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同时他在自己的研究论文里大量运用了行为学和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比如今年4月份他写的关于教育经济学的一篇working paper，他用了“Identity and Schooling”这个显然更加“社会学”的题目。因为identity是指身份或文化的认同。对教育学来说，就是孩子们在学校里遇到的最关键的问题——身份认同问题。阿克劳夫认为这是学生们的“校园行为”的主要关注点。孩子们并不象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么理性，似乎家长交学费把他们送到学校里，主要目的是从事学生自己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个“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是从家长的角度提出来的，是理性的假设，人力资本投资在将来可以给家庭带来回报。但孩子自己并不那么想，他会认为，我不是一个“资本”，我不是一个“投资工具”，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身份，我有自己的group，有我自己的归属感，我要去结交我自己喜欢的朋友。这是很多现代学校里学生们的行为模式。由此，阿克劳夫建立了一个行为学的学习模型，在那里，学生们首先考虑的，是学校里面既有的各种小群体的“品格”，和学校所要求于学生的“品格”，学生们选择自己的喜欢（偏好）的小群体，并且为此支付相应的“入伙”代价。其次，作为身份认同的副产品，学生们才表现出“学习成绩”这类指标。
由于Akerlof的诺贝尔演说，主流经济学家里面发生了一些方向上的转折。虽然行为学在它自己的领域里已经不那么热了，但由于1990年代以来脑科学的长足进展，行为学又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更加上阿克劳夫等经济学家的注意。此外，这里面还有一个技术进步的因素。1991年出现了实用型的核磁共振脑血流呈像仪(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成本和稳定性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二三百万美元就可以买一台，每作一次大约20分钟，花费几百美元。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超导和电磁感应器，这样信号的损耗特别小，非常微弱的电流它都能感受到，并且放大出来，然后经过计算机处理变成荧光屏上的脑切片图。人脑的血液里含有水分，水有氢原子核，在强磁场作用下，脑血液里的氢原子核发生核磁共振效应，然后通过电脑把这类极其微弱的电流呈像出来。fRMI可以实时地把大脑每一区域的活动都用3mm左右的“切片”一片一片地全给切出来。这个技术的成本不算太高、可以计算、非常精确、实时，好处非常多，后来虽然又开发出一些新技术，但都没有fMRI这样好用，从1991年到现在，大家都在使用这个技术，医学界和脑科学界公认这是未来脑呈像技术的主流方向。
那么这套技术引起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我们知道，当代人类社会花钱最多的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宇宙学，另一个是医学。工业革命已经成为历史，工业技术太成熟了，大规模生产方式已经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但过去20年里，宇宙学研究的进展极为缓慢，太昂贵，以致最大的高能加速器建设项目不得不停下来，最野心勃勃的载人太空计划也全都停下来了，因为这些计划所需要的巨大能源和金钱是人类经济与社会无法承受的，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没有继续发展太空计划的急迫感。美苏两国基本上停止了大规模的太空计划和高能加速器计划。而在人类社会大量投入金钱的另一个领域，即医学领域，尤其是脑科学研究，由于上面谈到的技术因素，即1991年以后，fMRI可以让我们知道脑皮质活动的大量细节。这样，基因学和脑科学的研究成为科学界1990年代以来几乎唯一重要的“花钱”部门。
脑科学的进展把行为学研究带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它使得行为学从古典的，单个神经元的研究，从“刺激－反射”原理的研究，一下子进步到可以精确地呈现出人类和其它动物的大脑皮层上的任何一个区域是否参与了意识活动，以及参与什么样的意识活动。比如香港大学的脑科学研究专家们已经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使用汉语的人在读中文的时候，他的大脑皮层的活动区域不同于使用拼音语系的人，甚至有本质性的差异。这些差异在fMRI上，有时白色有时绿色，呈现为发亮区域的不同，你可以看到脑血流图的差异，有本质性的不同。所以汉语智能开发和英语或其他拼音语系的智能开发应该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个进展，在教育学里面它受到了很大的重视。
现在我讲一下行为学的界定问题，由于脑科学的进展，当代行为学可以这么界定：感知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这是最原始的生物神经系统具有的两种基本职能，然后，更高级的生命形态在感知和运动这两个层次之间又演变出所谓的“中介神经元（inter-neurons）”。凡是复杂生命系统，都要依靠中介神经元网络来激发、想象、思考和行动。像海绵这样的低等生命形式，它没有中介神经元，只有感知和运动这两层膜，这是行为学可以研究的最低等的行为现象。行为学的研究范围太广，行为学总是倾向于把人拽到动物的水平上，把人类行为纳入更一般的行为模式来研究。感知、运动再加上“中介神经元”网络，可以说，这三个层次大致概括了我所了解的当代脑神经生理学基础上的行为学研究的范围，当然，这比古典行为学的范围宽泛多了。
1974年，当代行为学大师George Homans发表了一篇以前的演说，收在吉登斯编的《当代社会理论》里面。在这篇演说里，他提出了五条行为学原理，他声称：微观经济学的主要定律，比如说“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定律，都可以从行为学原理中，也就是从这五条原理中推演出来。下面我逐条介绍这五条原理，或者也叫做“原则”。
第一个是“回报”原则，也就是联系原则：在所有可选择的行动中，那些更经常给行为主体带来回报的行动，更有可能被重复。对于最原始的生命形式而言，让我们想象，在演变的初始阶段，当外界激励到达了神经元之后，负责“动作”的神经元按照它所受到的激励，随机地选择一种行为，如果这一行为居然给整个有机体带来足够的回报——例如“营养”或“被捕猎物”，那么在激励和行为之间，在外界信号的感知和行为主体的动作之间，就会有某种新的神经元连接生长出来；当然，如果这个随机行为的结果是惩罚性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这两层神经元之间的“中介”交往就会变得很微弱，这样再发生同类的激励，行为主体就不会有再“随机”选择这类动作。所以，很本能地，生命体都有这种所谓“联系”原则。我们不难理解，在人类这样的高级生命形态中，这一联系原则能够发展为“联想”原则。
【 文章来源 >> 旷世感怀 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信息 】
网 |
更新日期：2007年0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