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需要新的理论范式
作者：第一哲学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是特别值得中国人深刻反思的历史时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中国的社会变迁也可谓翻天覆地。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而其他诸如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改革开放继承的是一个传统，因此中国社会才能够平稳运行；而其他诸如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则是彻底颠覆了自己的传统（尤其是“政统”），结果导致了流血和分裂。
在这里，传统的力量再次发挥了它的巨大威力。中国的“变”中有“不变”，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初步成功的最大秘密——即“中国经验”，另外一个比较小的秘密就是“西方经验”，也可以说是社会资源的“全球化”分配——自由市场。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只注意到了那个小秘密，而对那个最大的秘密却视而不见。
所谓“中国经验”，其实就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这个历史传统就是甘阳所谓的“通三统”，即“孔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据甘阳论证，这三个传统具有内在逻辑上的统一性，应该看成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甘阳却语焉不详，我猜想，大概就是他认为的中国社会的理想范型，即他所谓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但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甘阳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一个“理想国”，也是一个值得中国人怀疑的乌托邦。这里无意质疑“社会主义”，需要反省的是究竟什么是“儒家”的“共和国”？儒家真的能够为当代中国开出治国安邦的“政治儒学”（蒋庆）吗？“儒家伦理”真的是“亚洲四小龙”崛起的内因吗？
观察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不仅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究竟有一个怎样的社会。在世界各大国之中，只有中国才坚守着自己的古而又老的文明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国家”精神的万世不易，一方面是“国”的传统，即“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另一方面则是“家”，这个社会以家为中心构成一个“同心圆”（费孝通），“国”和“家”紧密结合成为“国家”，导致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和小农经济的经济模式，这才是中国最坚固的堡垒。因此德国大思想家韦伯把传统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
“二战”以后，新中国在政治上选择了“苏联模式”，从最高层的上层建筑，一直到培育国民精神的教科书。这种政治制度与传统中国的“大一统”政治具有很强的“家族相似性”。但“苏联模式”即使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执行得也并不顺利，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的到来。可见，任何政治模式如果过分背离了“社情”、“国情”或“民情”，就注定要被其他的政治力量扭转过来。“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中国当下的政治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因为它继承了中国社会的传统。
历史总是在新的时期给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提出新的挑战。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各种社会因素正在发生着巨大而剧烈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每个大陆人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因此，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正在积聚，深层次的问题层出不穷。而一个文明往往表现在三个方面：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观念）文明。在器物和制度方面，中国正在“与国际接轨”——是否确乎如此，仍然值得疑问——但在精神、观念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步履艰难。原因仍然出在传统上，传统的障碍作用越来越明显。而这个传统是由多方面组成的，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是障碍，例如中医、艺术等传统文化本身并不是罪过，罪过的仍然是观念上和社会结构上的传统。关于观念上的传统，这里不想展开说明，本文着力点是社会结构上的传统，并以此来质问我们的观念上的传统。
一个社会的变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结构上的变迁，也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翻开历史，任何国家的社会变迁概莫能外。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只能取得初步的成果，原因就是忽略了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历史规律。政治模式可能并没有好坏之分，但社会结构变迁却是可以用“好”、“坏”来衡量的。如果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受益的只是少数人，那么这项改革措施本身就需要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然而，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担忧，也是改革设计者们的担忧，却正在成为现实，正在考验着无数有良知的中国人：权力的单极化和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前者导致了腐败的屡禁不止，后者导致了贫富悬殊的加剧；同时，此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坏的传统的话，中国社会结构上的两极分化就是其一。传统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皇权--士大夫”与“庶民百姓”的两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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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08年03月9日 